隨著罗澜一声令下，经过三日的短暂休整，福建水师再次如同一台战爭机器般高效运转起来。
    庞大的舰队兵分数路，自厦门港浩荡而出，开始全面接管江浙、福建沿海的所有水师及卫所，开始对早已糜烂的东南海防进行彻底整顿。
    与此同时，厦门大营內那场血腥整肃的消息，也如同插上了翅膀，隨著那些惊魂未定的倖存军官和各方探子的快船、快马，迅速传遍了八闽大地，甚至越过仙霞岭，直抵浙江、南直隶。
    一时之间，整个福建官场都为之震动，文官们惶恐於武將权力膨胀，甚至能够决定文官的生死，而武官们则人人自危。
    那位新任的福建水师总兵罗澜，竟敢不经三法司、不报兵部，一口气斩杀二十三名高级武官！
    各地卫所一时间风声鹤唳，空气中都瀰漫著一股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
    镇海卫因为距离福建水师最近，所以成为了第一批被接管的卫所。
    此地与天津卫、威海卫、金山卫並称为“明朝四大卫”，设於洪武二十一年，位於漳州府漳浦县，扼守闽南门户。
    按制应辖官兵五千六百人，战船三十余艘，屯田二十万亩，肩负拱卫漳州湾、抵御倭寇海盗之重任。
    鼎盛之时，城內卫学中书声琅琅，武备严整，素有“武功镇海疆，文教冠闽中”之誉，是大明海防体系中级別、地位最重的卫所之一。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军事重镇，其指挥使刘猛，前两日却在眾目睽睽之下，於厦门水师大营被新任福建水师总兵罗澜以雷霆手段当眾斩首。
    更令人心惊的是，当日奉命前往厦门大营的卫所高层，包括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僉事等十余人，最终活著回到镇海卫的，只剩下素来被视为懦弱无能、在权力圈层中被边缘化的指挥同知吕杨，以及几名品阶较低、同样不起眼的指挥僉事。
    当消息传回卫所的时候，整个镇海卫上下都为之震动，尤其是那些往日里围绕在刘猛身边，靠著盘剥军餉、勾结海商、默许走私而吃得脑满肠肥的军官们，更是如丧考妣，深感灭顶之灾即將来临。
    镇海卫占地广阔，几近一座小型县城，內有军户四千余户，连同家眷逾数万人。依明初军屯旧制，卫所士兵分为两类：一为“操军”，专司防守操练；二为“屯军”，专司垦殖屯种，以充军粮。
    屯军按丁授田三十至五十亩，需按例缴纳屯粮；操军则月支粮米一石，其家眷（妻、子）亦循制支给月粮，以固军需。
    可福建本就“八山一水一分田”，加之二百余年土地兼併愈演愈烈，豪强、势宦巧取豪夺，多数军户名下田地早已被侵吞殆尽，仅剩些贫瘠山坳薄土，收成尚不足餬口。
    而此时正值明朝后期，辽东战事像一头吞噬银两的巨兽，使得本就空虚的国库更加枯竭，兵部那帮老爷们连京营九边的军餉都拖欠数月，遑论远在闽南的卫所？
    即便偶有拨款，经过户部、兵部层层剋扣，再到都司、卫所军官的雁过拔毛，最终能发到普通军户手中的，已不足三成，且常年拖欠，且多以霉变糙米、朽木柴薪抵充，形同施捨。
    朝堂的老爷们忙於党爭和辽东战事，对於东南这些“承平已久”的沿海卫所，既无暇顾及，也无力拨款整顿，只能任其朽坏。
    卫所的这些个军户们，名义上世代为兵，但实际上，仅靠那点微薄得时常拖欠的粮餉，根本无法养活一家老小。
    於是，军户们只得另谋生计，家中的青壮替商贾扛包运货，老弱入山伐薪烧炭，妇孺沿街叫卖草鞋、醃菜，更有甚者，典妻鬻子，只为换一口活命粮。
    一件祖传的、打满补丁的鸳鸯战袄，往往是一家人最体面的財產，一家五六口轮著穿。谁要出门办事，谁才披上那件褪色发硬、补丁叠补丁的红蓝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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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卫所也是年久未修，其城墙本是抵御外敌的屏障，如今大段的夯土墙体坍塌剥落，露出內部的碎石和草筋，墙头上荒草萋萋，几乎看不到守卫的身影。
    城內所谓的“街道”，不过是房屋之间自然形成的泥泞小径，坑洼不平，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散发出阵阵腐臭。
    道路两旁，是密密麻麻、低矮破败的茅草屋或土坯房，墙壁倾斜，屋顶漏雨，仿佛一阵稍大的海风就能將它们连根拔起。
    只有城中心那片区域，属於指挥使、千户等军官的宅邸，尚且能看到青砖黛瓦、雕樑画栋的痕跡，与周围的贫民窟般的景象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大明王朝赖以守卫万里海疆的“海防重镇”？
    指望这样一支装备废弛、生计无著、士气沦丧到极点的军队去对抗凶悍的海寇乃至船坚炮利的西夷，简直是天方夜谭。
    眼前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著这个庞大帝国深入骨髓的腐朽与衰颓。
    若是没有朱由校的穿越，这承平已久的东南，几十年后也將在建奴的屠刀和劫掠下，沦为人间炼狱。
    罗澜连斩二十余名高级將领的消息，在镇海卫军官中引发了巨大恐慌，但对於底层的普通军户，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涌上心头的则是更深沉的忧虑。
    他们的生活本就脆弱得像狂风中的残烛，朝廷那点微薄的粮餉虽然时常拖欠、剋扣，但好歹是一点盼头，能稍微补贴下艰难的生计。
    镇海卫东北角，一处低矮的土坯房內。
    女人撩起打满补丁的衣角，擦了擦手，望向蹲在门槛上的丈夫王二柱，声音里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
    “当家的，你听说了吗？卫里都在传，说新来的总兵爷，把指挥使刘大人都给……砍了。”
    她顿了顿，声音压低，“那往日剋扣咱们的粮餉，会不会……这下能发下来了？”
    王二柱没回头，只默默看著院子里两个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在捡拾柴火。他身上那件褪色严重的鸳鸯战袄，肘部早已磨得透亮。
    “別想那些没影儿的事，粮餉发不发，不是咱们能说了算的。”他闷声道，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我今日还去码头卸货，那海商说了，卸完这船货能给三百文钱，够买十升杂米，这个月好歹能撑下去。”
    李氏没再说话，只是低头搓著粗糙的手，指缝里嵌著洗不掉的泥垢。炕头上，两个孩子睡得正香，小的那个身上盖著一件打满补丁的旧麻衣，露在外面的脚冻得通红。
    王二柱看著孩子，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楚——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走出吱呀作响的破旧木门，“我去码头了，码头管饭，你们不用等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