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道顿堀，盂兰盆节前夜。
    道顿堀的灯笼匯成一条光的河流，从法善寺横丁一直流淌到心斋桥筋商店街。三味线的乐声，捞金鱼的吆喝声，章鱼烧铁板的滋滋声，孩童的欢笑，情侣的私语，所有声音混在一起，成了节日特有的，温暖而嘈杂的背景音。
    井口一家走在人群中。
    父亲井口健太郎穿著熨帖的灰色西装，儘管是节日，但经营文具店三十年养成的习惯，让他无法像其他男人那样穿上轻鬆的浴衣。母亲和子穿著淡紫色的访问著，腰带是雅致的银灰色。女儿贵子则是一身茜红色的振袖，袖口绣著细密的藤花图案。
    从外表看，这是再標准不过的盂兰盆节家庭：衣著得体，同行出游，理应温馨美满。
    但若走近些，就能感受到那层无形的玻璃罩。
    “庆应的学生你不选，选一个普通职员？”健太郎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冰锥，“你知道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吗？母亲呢？家里有没有兄弟？这些你都调查过吗？”
    贵子盯著前方某个不存在的点：“我不是在选股东，是在选男朋友。”
    “男朋友？”父亲几乎要冷笑，“你现在二十岁，可以只要『男朋友』。等你三十岁呢？四十岁呢？他要怎么在东京养活一个家？靠那点薪水？”
    “我自己也能工作。”
    “工作？”健太郎猛地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女儿，“你知道在东京生活要多少钱吗？房租、水电、交通、交际费...你那点打工工资够干什么？最后还不是要靠家里补贴！”
    人群从他们身边流过，像河水绕过礁石。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又匆匆移开，每年过节的时候，似乎也是最容易爆发爭吵的时候。
    和子站在父女中间，手无助地抬起又放下：“好了好了，今天过节，我们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说什么？”健太郎声音提高，“等她跟著那个男人在东京吃苦的时候再说？等她抱著孩子回来说『爸，我错了』的时候再说？”
    贵子的脸在灯笼光下变得苍白：“我不会回来。就算吃苦，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的选择？”父亲的手指几乎要点到女儿鼻尖，“你懂什么叫选择？你连社会都没踏入，连一个月的工资单都没见过！你的『选择』，不过是无知的愚蠢！”
    “那你呢？”贵子抬起眼，第一次直视父亲，“你的选择又是什么？爷爷让你继承文具店，你就继承了。让你娶妈妈，你就娶了。你从来没有『选择』过，凭什么来说我？”
    空气凝固了。
    和子倒吸一口凉气。灯笼的光在健太郎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他的嘴唇在颤抖，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这句话刺中了某个他从未承认的真相。
    他確实没有“选择”过。
    三十年前，父亲脑溢血倒下，他是长子，必须輟学回家接手店铺。二十五年前，亲戚介绍和子，说“这姑娘踏实，能帮你持家”，他见了三次面就定下了婚事。二十年，十年，五年前。每一次人生的岔路口，他都选了“应该选”的那条路。
    不是“想选”，是“应该选”。
    而现在，女儿当著他的面，撕开了这个真相。
    “好...”健太郎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得可怕，“好。那你就去选。但別想从家里拿一分钱。你的学费，生活费，所有所有，都让你那个『男朋友』负责。”
    作为挣钱养家的一家之主，他有这个权利，说完他转身就要走。
    “健太郎！”和子抓住他的胳膊。
    就在这时，她听见了旁边两个中年妇女的对话。
    “那部电影啊...看完我给老家打了电话。三年没打过了。”
    “我也是。打给我爸，他接起来的时候，我听见他咳嗽，突然就哭了...”
    电影？
    和子下意识地抬头，前方不远处，难波大映剧院的霓虹灯牌正在闪烁。门口贴著张灰蓝色调的海报。
    几乎是本能地，和子抓住了丈夫和女儿的手。
    “我们...”她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发抖，“我们去看电影。”
    父女同时愣住。
    “现在？”健太郎皱眉。
    “看什么电影？”贵子困惑。
    “就...”和子指向那张灰蓝色海报，“就那部。”
    她没有解释。因为她自己也说不清，只是觉得，如果继续站在这里，站在节日的欢快和家庭的冰冷之间，她会崩溃。
    至少，电影院是黑暗的。黑暗中，谁都不用看谁的脸。
    放映厅里，灯光暗下。
    银幕亮起。
    第一个画面是琉球的晨雾，灰濛濛的，潮湿的，像永远不会散去的梦境。
    健太郎靠在椅背上，双臂抱胸，摆出防御姿態。他根本没打算“看”电影，他只是需要坐在这里，需要一点时间平復愤怒，需要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切断经济支援？女儿会不会真的倔到去借钱？那个男人到底靠不靠得住？庆应的同学里明明有几个家境不错的...
    他想著这些，眼睛看著银幕，但什么也没看进去。
    直到那个镜头出现。
    父亲，电影里的父亲，站在老屋门口，整理那身洗得发白的邮差制服。他的手，特写：骨节粗大，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渍。
    健太郎的呼吸停了一拍。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
    文具店老板的手。因为常年打包货物、搬箱子、整理货架，同样粗糙。右手食指有一道疤，二十年前被裁纸刀划的，缝了五针。无名指的关节有些变形，常年握笔算帐留下的。
    这双手，给女儿削过苹果，折过纸鹤，擦过眼泪。
    也打过她一次，小学时她偷钱买漫画，他气极了，一巴掌下去，女儿哭了三天。
    银幕上，父亲整理完制服，背上邮包。邮包很重，压得他背更佝僂了。
    健太郎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
    不是临终前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是更早的，四十年前，父亲骑著自行车送货，后座绑著两个巨大的纸箱。他坐在父亲前槓上，能听见父亲粗重的呼吸，能闻到父亲汗水的气味。
    父亲常说：“健太郎，以后店就交给你了。”
    他说：“嗯。”
    父亲没问：“你想接手吗？”
    他也没说：“我不想。”
    有些话，在那个年代，是不用说的。
    贵子坐在父亲右侧，身体微微倾向另一边。
    她盯著银幕，但思绪在东京。
    男朋友的脸，庆应校园的银杏道，打工的便利店，狭小的公寓，电车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人群...
    她確实没告诉父母全部真相。
    东京的生活没有电话里说的那么光鲜。公寓六叠大，浴室要和隔壁共用，晚上能听见隔壁情侣吵架。打工的店长很苛刻，经常让她加班到末班车前。同学聚会她很少去，因为aa制一次就要花掉她三天饭钱。
    但这些，她都没说。
    每次打电话，她都说：“很好。”“钱够。”“嗯。”
    她把东京包装成一个华丽的盒子，里面装著“庆应女大学生”的光环，装著“独立生活”的骄傲，装著“自由恋爱”的浪漫。
    唯独藏起了盒子里那些不够光鲜的碎片。
    直到她遇见他，那个“不够格”的男朋友。他在普通公司做普通职员，薪水普通，家境普通，什么都普通。
    但他会在下雨天送伞到她的打工店门口。会记得她不吃葱，吃拉麵时帮她把葱挑出来。会在她因为想家而哭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只是轻轻拍她的背。
    和他在一起，她不用假装“很好”。
    可以抱怨店长苛刻，可以哭诉论文难写，可以说“东京好累”。
    这让她觉得，也许真实的自己，也值得被爱。
    银幕上，儿子出现了。穿著牛仔裤，格子衬衫，靠在门框上，眼神里满是不耐烦。
    贵子的心被刺痛了一下。
    她想起上次回家，盂兰盆节前一周，母亲做了她爱吃的筑前煮，她吃著，母亲在对面絮叨：“东京冷吗？”“钱够吗？”“要注意身体啊。”
    她回答：“不冷。”“够。”“知道了。”
    和电影里的儿子一模一样，敷衍，不耐烦，急著结束对话。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父母做的事，和父母对自己做的事，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在用“保护”的名义，製造隔阂。
    父亲想保护她“不吃苦”，所以反对她的选择。
    她想保护父母“不担心”，所以隱瞒东京的真相。
    而保护的结果是，他们越来越看不懂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