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柏林军事学院里的这些前帝国军官而言，对韦格纳及其思想从排斥、好奇到最终某种程度的折服，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持续的学习、激烈的辩论和对窗外那个正在重生的国家的观察中，一步步完成的。
    最初吸引军官们的是韦格纳思想中蕴含的、令人惊讶的实用性和对德国困境的精准诊断。
    当《德国的社会结构与革命前途》一文被有限地传阅时，它在军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看这里，”
    曼施坦因指著其中一段给西克特看，那上面用清晰的笔触写道：
    “德国的躯体被三条毒蛇缠绕吸血：
    东边的容克地主把持土地，让农民沦为农奴；西边的垄断资本控制工业命脉，將国家拖入一场他们自己发財的战爭；而外国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法国的高利贷者和英国的殖民霸主，正妄图用凡尔赛条约的锁链勒紧我们的脖子，要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不斩断这三条毒蛇，德意志就没有未来。”
    曼施坦因放下文稿，
    “虽然用词激烈，但……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输掉战爭，难道仅仅是因为军事失误？难道没有后方经济崩溃、社会分裂的原因？”
    这份文件还清晰地指出了打破枷锁的路径：
    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把耕者从依附中解放出来”，通过工业国有化“將经济命脉夺回到人民手中”，並採取灵活的外交“利用敌人矛盾，打破孤立围墙”。这种清晰的战略框架和毫不妥协的行动纲领，让习惯於参谋作业的曼施坦因感到一种智力上的欣赏和震撼。
    古德里安则被另一本小册子《论运动战与人民军队》深深吸引。文章里通篇强调：
    “战爭的根本目的在於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此，必须发挥指战员最大的主动性、灵活性和预见性。反对一成不变的阵线，提倡在决定性的时机和方向上，形成拳头，集中绝对优势的力量消灭敌人，技术是重要的，但决定胜负的是掌握了技术的人，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主观能动性的人。”
    “这简直就是在为未来的机械化战爭做理论准备！”
    古德里安兴奋地对同僚说，他反覆咀嚼著“主动性”、“灵活性”和“形成拳头”这些词汇，
    “韦格纳先生理解速度和精神因素在战爭中的价值，这比我们总参谋部里那些抱著阵地战旧观念的老古董强多了！”
    隆美尔则对韦格纳强调的“从实践中学习”、“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印象深刻。
    文章里明確写道：
    “指挥员的正確的部署来源於正確的决心，正確的决心来源於正確的判断，正確的判断来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於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我们反对那种『闭著眼睛瞎指挥』的指挥员。”
    一次观摩人民革命军连级战术演习后，隆美尔与带队军官交流，发现对方对地形、敌情的分析方式，与这原则如出一辙，军官详细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多次侦察、沙盘推演才確定了最终的进攻路线和火力配置。
    “他们不是在机械地执行命令，他们在思考！”
    隆美尔对西克特感嘆，他回想起自己过去在前线依靠个人观察和直觉进行指挥的经歷，发现这与韦格纳提倡的方法竟有暗合之处，
    “这和我们过去那种僵化的、依赖上级详细指令的指挥体系完全不同。如果每个层级都有这样的主动性……”
    隆美尔没有说下去，但眼神里充满了对这套强调实践和独立思考的军事哲学的认可。
    更深入的討论由此展开，军官们不再简单地爭论“对错”，而是开始探討韦格纳思想的內在逻辑和运作原理。
    一次，关於“无產阶级国际主义”与“德国国家利益”之间潜在矛盾的討论异常激烈地展开了。
    “我始终无法理解，”
    冯·阿尼姆少校皱著眉头，他是传统贵族军官的代表，
    “韦格纳一方面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號召世界革命，要『打破一切民族国家的枷锁』，另一方面，我们却从报纸上读到，他与英国人进行秘密交易，用不侵犯波兰的保证来换取解除封锁，这明显是为了稳固东线，爭取德国的喘息之机。
    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自相矛盾？是机会主义！”
    “不，我认为这是一种更高明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式的策略，”
    曼施坦因沉吟道，
    “可以称之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其核心在於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战略阶段的当前任务与长远目標。”
    曼施坦因进一步阐述：
    “当前，德国虚弱不堪，英法等国的封锁是勒在我们脖子上的主要绞索。
    那么，利用英国对法国大陆霸权的担忧，暂时缓和与西方的紧张，甚至进行有限的合作，就是打破主要矛盾、为德国爭取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这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短期的、迫切的利益。”
    曼施坦因停顿了一下，让眾人消化，然后继续道：
    “而从长远战略看，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红色德国是无法真正安全的。因此，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在我们宿敌法国內部点燃火焰，从根本上削弱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同样符合德国长远的、根本的国家利益。
    韦格纳的『国际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更宏大、更具前瞻性的『国家利益』实现手段。它比我们过去那种僵硬、被动、受制於君主私谊或陈旧盟约的外交，更具弹性和主动性。”
    西克特默默地听著，他回想起韦格纳在某篇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中明確写道：
    “要把我们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要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
    此刻，西克特內心不得不承认，这种將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策略，虽然彻底顛覆了传统外交的矜持与规范，但在当前德国近乎绝望的弱势地位下，或许是唯一能够破局、於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现实之道。
    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具专业性的思想激盪，在古德里安牵头组织的非正式“战术研究小组”中展开。
    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曼施坦因、隆美尔以及其他几位对军事理论抱有浓厚兴趣的年轻军官。他们不再满足於被动接受，而是开始主动地將韦格纳的军事论述，与他们所熟悉的克劳塞维茨、老毛奇，乃至史里芬的理论进行比较、印证和融合。
    一次夜间討论中，古德里安显得尤为激动，他的声音带著难以抑制的热情：
    “看这里！韦格纳主席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並形象地比喻『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说的不正是我们一直在构想的装甲突击的核心吗？”
    古德里安的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一个巨大的箭头，
    “我们不需要在漫长的战线上与敌人逐个爭夺堑壕，我们应该將有限的装甲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无坚不摧的钢铁拳头，选择敌人战线的薄弱环节，深深嵌入其纵深，直捣其指挥中枢、后勤基地，瘫痪其整个作战体系，彻底歼灭其有生力量和战斗意志！”
    隆美尔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补充道：
    “而且韦格纳主席对於『主动性』的强调，完美契合了装甲部队指挥官的需求。在高速突进的混乱战场上，等待上级命令是致命的。
    他要求指挥员『基於总的战略意图，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这正好为我们设想的，赋予装甲分队指挥官在战术层面极大自主权的做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曼施坦因则从更宏观的战役层面进行分析：
    “他的思想与老毛奇的『分进合击』（kesselschlacht）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在决定性地点形成局部优势。
    但韦格纳主席更进了一步，他不仅关注军事层面的合围，更强调摧毁敌方战爭潜力和意志的『歼灭战』。他將政治因素、民眾心理都纳入了战役计算的范畴。这提醒我们，未来的战爭，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对抗。”
    年轻的军官们惊讶地发现，许多他们自认为是基於一战经验教训而独创、创新的战术思想，竟然都能在那位“政治领袖”的军事哲学中找到深刻的理论共鸣和支撑。
    这种发现，不仅仅是一种认同，更带来一种奇妙的心理衝击——那位在柏林运筹帷幄的人，不仅在政治上顛覆了旧世界，在纯粹的军事艺术领域，其视野和洞见也远远走在了他们这些职业军人的前面。
    这种认知，极大地加速了他们內心深处对韦格纳个人能力和其思想体系价值的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