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
    午后阳光斜照进研究室，在橡木长桌上投下温暖的光斑。
    戴锦华站在投影幕布前，幕布上定格著任夏视频的最后一帧——那张年轻而严肃的面孔，与黑底白字的结束语形成强烈对比。
    长桌两侧坐著八名学生，有博士生也有硕士生，都是戴锦华亲自指导的研究生。
    此刻，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著导师开口。
    研究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墙上的书架上，数千册中英文著作沉默矗立，见证过太多这样的討论时刻。
    “看完了？”戴锦华转过身，声音平静。
    学生们点头。
    半个小时前，他们集体观看了任夏《金陵十三釵》批评视频的完整版。
    儘管有的人已经看过这个视频，但他们没有想到，戴锦华会把它搬到课堂上来。
    “什么感受？”戴锦华走向长桌，在首座坐下。
    她没有打开笔记本，也没有准备讲稿，这是她与学生討论时的一贯风格，即兴、自由、坦诚。
    短暂的沉默后，坐在左侧的博士生陈舟率先开口：“很震撼。他的很多观点和我们课堂上的討论类似，但远比我们討论的更直接、更锋利。”
    “锋利是好事吗？”戴锦华反问。
    “在这个语境下，是。”陈舟推了推眼镜，“国內的影视批评已经处在一种半瘫痪的状態下几十年。任夏这种直接切中要害的批评，是一股我们等待已久的新风。”
    “其他人呢？”戴锦华微微頷首，“说说你们的看法。”
    另一侧的袁筠接过话头：“我认为他的批评有些绝对化了。《金陵十三釵》当然有问题，但张一谋导演在那个歷史节点上做出那样的选择，有其复杂性。任夏似乎忽略了这种歷史语境。”
    “所以他错了吗？”戴锦华问。
    “不是错，是不够辩证。”袁筠斟酌著词句，“批评应该考虑到创作的现实条件。2011年，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很弱，《金陵十三釵》想要走出去，就不得不做一些妥协。这是现实困境，不能简单归咎於导演个人的奥斯卡焦虑症。”
    戴锦华没有立刻回应，而是看向其他学生：“你们呢？”
    “我同意袁筠的部分观点，”博士生赵明宇说，“但我认为任夏恰恰是在挑战这种现实困境的敘事。他在视频里说：『中国电影的根本是观眾，出路在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上。我认为他这是在向电影行业公开喊话：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妥协的方式走出去？为什么不能先站稳自己的土地？”
    “有意思。”戴锦华身体微微前倾，“所以你们看到了对《金陵十三釵》具体问题的批评，也看到了对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路径的反思。除了这两点，还有吗？”
    学生们交换眼神，陷入思考。
    研究室再次安静下来。窗外的银杏树上，最后几片黄叶在初冬的风中摇曳。
    “还有。”坐在最远处的硕士生王砚举起手来。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
    “说。”戴锦华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王砚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写下三个词：批评、对话、规劝。
    “任夏的视频，表层是批评，中层是对话，深层是规劝。”他转身面对眾人，“他在和张一谋导演对话，用专业分析作为语言，用视频作为媒介。但这种对话的目的，不是要打倒张一谋，而是......”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准確的表达：“而是想通过这次公开的批评，规劝张一谋导演，以及所有走在这条路上的电影人——回头。”
    “回头？”林薇皱眉，“回哪里？”
    “回中国观眾这里，回中国文化这里。”王砚的声音逐渐坚定。
    “你们注意视频最后五分钟，任夏的语气变了。他从尖锐的分析者，变成了......怎么说呢，有点像諫臣。他在说：张导，您错了，但您还有机会纠正。如果您能承认这个错误，就能给整个行业树立一个榜样。”
    研究室里响起轻微的吸气声。
    戴锦华静静地看著白板上的三个词，许久，轻轻鼓掌。
    “王砚看到了。”她说，“这就是任夏视频的第三层信號——规劝。”
    她站起身，走向白板，在王砚写下的“规劝”二字上画了一个圈。
    “这个年轻人很聪明，也很勇敢。”戴锦华的声音在安静的研究室里格外清晰，“他知道直接说张一谋错了不会有丝毫效果。所以他先做了一套专业到无可挑剔的镜头分析，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性。然后用这个权威性，去触碰文化主体性这个最敏感的问题。最后，在所有人都被这个问题震撼时，他悄悄塞进了那个规劝。”
    她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个学生：“这才是任夏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在发泄情绪，不是在搏出位，他是在做一个极其精密的文化手术。他要切除的，不是张一谋这个人，而是中国电影身上那个长了三十年的病灶——对西方评价体系的病態崇拜。”
    “可是......”陈舟犹豫著开口，“张一谋导演会接受这种规劝吗？以他的地位和性格，公开承认《金陵十三釵》有问题，几乎等於否定自己二十年的创作路径。”
    这话问出了眾人心头的疑问，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戴锦华，想听一听她对张一谋的判断。
    “不会。”戴锦华几乎没有犹豫，说得非常肯定。
    “为什么？”陈舟问。
    “三个原因。”戴锦华竖起手指，“第一，面子问题。张一谋是第五代导演的旗帜。公开承认一个二十五岁年轻人的批评是对的，对他的个人声誉、行业地位都是巨大衝击。”
    “第二，路径依赖。”她竖起第二根手指，“张一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国际电影节路径上的。从《红高粱》到《活著》，他的作品在西方获奖，才奠定了他在国內的地位。让他否定这条路径，等於否定自己的成功逻辑。”
    “第三，”戴锦华竖起第三根手指，语气变得深沉，“张一谋正处在职业生涯的转折期。他和张伟平的分手闹得沸沸扬扬。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稳定，是权威，是毋庸置疑的大师形象。而不是一个需要公开认错的反思者形象。””
    她放下手，走到窗边，望著窗外萧瑟的冬景。
    “所以任夏的规劝，註定是徒劳的。”戴锦华轻声说，“但他仍然这么做了。为什么？”
    没有人回答。学生们等待著。
    “因为他要做的，本来就不是改变张一谋。”戴锦华转过身，眼中闪烁著一种复杂的光，“他要做的，是改变观眾。是让千万个看视频的年轻人明白——我们有权利质疑大师，有权利要求电影尊重我们的歷史、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她走回长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这才是任夏视频真正的意义。它是一声集结號，召唤的是那些沉默的、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的普通观眾。”
    “它在说：你们的感受是对的，你们的质疑是合理的，你们不需要仰望那些国际获奖的导演，你们才是中国电影最终的评价者。”
    研究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换句话说，他在呼唤公眾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戴锦华一字一顿地说，“这就是任夏这个视频，出现在这个时间点，最重要的意义。”
    她直起身，环视学生们：“你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你们成长在中国崛起的时代，没有经歷过我们那代人深刻的文化自卑。所以任夏这样的年轻人会出现——他不觉得西方电影节有多神圣，不觉得奥斯卡提名有多伟大，他理直气壮地要求中国电影首先要对中国观眾负责。”
    “而这种理直气壮，”戴锦华停顿了一下，“正是我们等待了三十年的东西。”
    窗外，最后一片银杏叶飘落。
    研究室里，年轻的学生们望著导师，眼中闪烁著某种被点燃的光。
    下课以后，戴锦华独自站在研究室里。
    幕布上任夏的视频已经关闭，但那张年轻的脸仿佛还在眼前。
    她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旧书——1986年出版的《谢进电影论集》。翻开扉页，上面有谢晋的亲笔签名，还有一行小字：“给锦华同志指正。”
    二十几年前，谢晋被批判时，她还是个年轻讲师。
    那场铺天盖地的批评浪潮，在当年被称之为“中国电影对谢进的时代之问。”
    一代人的时间悄然过去。
    现在，回答问题的人轮到张一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