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向蒙古人走私，后来又是韃虏，晋商干得是轻车熟路。
    没错，应该就是这样。
    晋商贿赂边將，胆大妄为地將盐铁粮布运给大明的敌人。
    然后，从蒙古人和韃虏手中，换取他们劫掠而来的財物。
    这是一条畸形而血腥的贸易链。
    卖国商人赚到的每个铜板，可能都染著大明子民，也就是他们同胞的鲜血。
    除了走私禁货，这些卖国商人可能还向敌人提供情报、充当內应。
    以清军数次入关劫掠为例，他们都能准確把握时机与避开重兵的路线。
    这肯定不是偶然，还有不少坚城，被內奸主动打开了城门。
    国家、民族、同胞，在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眼中，什么也不是。
    发展工商，是朱翊钧確定的经济发展大政方针。
    但不包括那些自己疯狂敛財，却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的奸商。
    特別是官商，朱翊钧是肯定要给予强力打击抑制的。
    而张四维则是官商的代表，家族的庞大財力，与其仕途息息相关。
    他也因为不时馈送朝臣，屡受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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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四维还与武清伯李伟攀附山西老乡，结为奥援。
    而且，张四维还不惜钱財，暗中与冯保交结，遭到过张居正的斥责。
    那么，张四维花费如此多的钱財，得到了什么呢？
    调查张四维的亲属，便能看出他反哺家族也是尽心尽力。
    张四维的二弟，做到了军都督府僉事；
    三弟捐钱，做到了龙虎卫指挥僉事；
    四弟入州学，五弟入太学。
    这些人通过张四维谋求了官职，也拥有了政治地位。
    从长远看，这对其家族以后的行商发展，必將產生巨大的助力和影响。
    而且，这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
    王崇古的大姐嫁给晋商沈家，二姐嫁盐商，堂妹嫁晋商，都是当地的商贾豪门。
    王崇古的女儿则嫁给了同乡，兵部尚书杨博之子。
    张四维的外公、姑父、姨夫都是晋商中有名的巨富，三弟、四弟、五弟的岳家都是本地大商人。
    张四维的两个儿子，分別娶的是同乡兵部尚书杨博的两个孙女。
    三个女儿分別嫁给了文渊阁大学士马自强之子，以及参政之子，右通政之子。
    巧合的是，马自强的弟弟也是一个晋商。
    朝中有官，经商又能拿到暴利產业。
    此时的晋商，差不多形成了靠血缘和姻亲结成的地域性的利益大联盟。
    而朝堂上的晋籍官员也很多，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
    “小偷针，大偷金。”
    儘管晋商可能还没有大的劣跡，但朱翊钧必须对其进行打压。
    至少，官商勾结，是他所厌恶，且影响正常经济发展，肯定要进行不断削离的。
    “无辜嘛，朕可不这么认为。”
    朱翊钧的心思已经不在手中的文件上，看著也是走马观花。
    “倒张，没想到吧？倒的不是这个张，而是那个张。”
    “就算是杀鸡儆猴，震慑其他奸商，张四维家族也是极好的目標。”
    “当然，能抄到不菲的钱財，也能加快实现朕的计划。”
    “都说山西老抠能聚財，晋商之富更是甲於全国，可大同却因粮餉不足闹兵变。”
    “虽然责任不全在於晋商，但明清山西历来是贪腐重地，却与晋商脱不了关係。”
    朱翊钧放下了文件，已经拋下了最后一丝的犹豫和怜悯。
    晋商在明末通敌卖国时，那些守关边將呢？
    没有他们的默许和配合，韃虏所需的物资，怎么能运出去？
    如果任由晋商象现在这样继续发展，也是在任由他们腐蚀山西的军政，早晚会糜烂不堪。
    “好吧，朕说实话，找这么多藉口，就是想抄家抢银子，咋滴吧？”
    朱翊钧自嘲地笑了笑，命陈矩退下。
    他从案下拿出了几枚金幣银幣，把玩著，欣赏著，又犯起了寻思。
    明代初期，明代大力推行纸幣。
    小额贸易只许使用铜钱，而大额贸易就得用大明宝钞，金银是完全禁止流通的。
    宣德之后，银幣偶有可以使用的情况，但经常又会有禁用的情况发生。
    到了隆庆年间，朝廷“令民间货幣值银一钱以上，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
    这就彻底承认了宝钞的失败和白银的合法化！
    但明代使用以银锭为主，银幣使用较少！
    朱翊钧拿出的银幣有“隆庆年造”背四钱银钱，后世极为珍惜，收藏家视为珍宝。
    其实，內廷银作局经常会铸造金银幣，但都是皇家作为赏赐所用。
    “过於精美，成本太高。”
    朱翊钧轻轻摇头，对银幣作出了评价。
    为了方便批量打磨，明朝自铸造的银幣也是方孔，与铜钱一样。
    而在当时的世界上，机制幣还没有出现，可能还要將近百年。
    他这里还有两枚欧洲的银元，应该是西班牙“本洋”。
    可以看出，“本洋”也是手工打制，做工比较粗糙。
    朱翊钧一直纳闷明朝为何不铸造金银货幣，而是用笨重的银锭。
    如果有了银制的主幣和辅幣，岂不是更方便携带和使用？
    也不用拿著碎银消费，商家还要用戥子和银剪子来找零。
    更主要的是杜绝了火耗这一贪腐手段，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火耗就起於明代万历年间，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一律征银上交国库，这才有了火耗。
    其实，火耗就是官员们在“一条鞭法”实施中，利益受损后的又一花招。
    一条鞭法简化了收税的制度，从中可以儘量减少官员们做手脚的空间。
    官员们日子不好过了，那怎么得了？
    於是，他们就想到了火耗。
    碎银重熔铸银锭，肯定会有损耗。
    那么在收税的时候，当然要把这些损耗给补上来。
    朝廷一想，也对呀，是这么回事，那就批准吧！
    得到朝廷的批准文件，官员们就有了合法的名义来徵收火耗。
    本来火耗是一钱，他们向朝廷报的也是一钱。
    但实际上，火耗收到两三钱，已经算是有良心。
    收到四五钱，老百姓也得受著。
    因此，徵税时加征的“火耗”大於实际“火耗”，差额就都进了官员的腰包。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外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