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毕竟是贾怀仁，是年纪轻轻便身居要职、懂得克制与掩饰的贾副主任。那短暂的失神几乎无人察觉，连最细微的表情裂缝都没有。
    他脸上的笑容甚至没有丝毫变化，弧度依旧完美，目光也很快极其自然地移开，仿佛刚才那片刻的停留只是视线漫扫过程中的无意驻留。他继续著接下来的流程，与旁边的知青说著鼓励的话，拍著下一个男知青的肩膀，一切行云流水，无懈可击。
    慰问表彰活动在粮食被小心抬下卡车、搬进队部仓库，並在贾主任的亲自关注下，由赵大山当场宣布了公平透明的分配方案后，在一片感激与讚扬声中圆满结束。
    贾怀仁在队部吃了顿屯里倾尽所能准备的午饭（一盘金黄的炒鸡蛋、一碟难得的腊肉片炒白菜芯，主食是平日少见的白面馒头），席间谈笑风生，对粗茶淡饭讚不绝口，甚至亲手给赵大山和校长叔夹菜，充分展现了与群眾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
    饭后，稍事休息，他在全屯社员和知青们的夹道欢送下，登上卡车，站在车踏板上挥手告別。卡车引擎轰鸣，捲起一阵雪尘，缓缓驶出屯口。贾怀仁透过副驾驶的车窗，最后回望了一眼渐渐远去的、覆著厚重白雪的安静屯落，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掠过知青点那排低矮的房舍。
    车窗外寒风凛冽，扑打著玻璃，但他心里，那个惊鸿一瞥的清丽、怯懦、带著独特韵味的影子，非但没有被寒风吹散模糊，反而隨著物理距离的拉开，在记忆的反覆描摹下，愈发清晰、生动、繚绕起来。
    回到县里，回到熟悉的办公室和文山会海之中，贾怀仁却开始感到一些难以言喻的微妙变化。
    办公室里那些需要他批阅圈点的文件、报告，似乎变得比以往更加枯燥乏味，字句难以入心；会议上那些千篇一律的匯报、討论和决议，显得格外冗长沉闷，令人昏昏欲睡；甚至平日颇为自得的、在各种场合挥洒自如、掌控节奏的讲话与布置，也仿佛少了一些惯有的兴致与激情。
    丁秋红那双湿漉漉的、怯生生如林间小鹿般的眼睛，那副纤细不安、我见犹怜的模样，总在不经意间，从他脑海深处浮现出来，带著那种独特的、引人探究又莫名惹人怜惜的气息，搅动著一池原本平静的春水。
    他意识到，这已不仅仅是工作间隙偶然的惊鸿一瞥，或是对特殊气质的好奇。一种更为隱秘的、带著占有欲和掌控欲的心思，悄然萌动。他琢磨著，需要一个合理、正当、冠冕堂皇且可持续的“工作由头”，来继续保持、乃至加强与靠山屯，特別是与那个独特身影之间的联繫。
    几天后，一封印有县革委会鲜红落款、署名为“副主任贾怀仁”的正式信函，通过公社邮电所转递，送到了靠山屯知青点。
    信是写给“靠山屯全体插队知识青年同志们”的。信的內容措辞严谨，充满官方口吻与组织关怀：
    再次高度讚扬了林墨、熊建斌两位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心系集体、先人后己”的共產主义高风亮节；关切地询问知青点同志们当前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叮嘱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劳逸结合、互帮互助；希望大家“以林墨、熊建斌同志为光辉榜样，在艰苦环境中自觉磨练革命意志，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爭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和阶级斗爭、生產斗爭的积极分子”。
    信的末尾，还附上了两篇新近报刊上关於青年思想教育的社论摘要，供大家学习討论。
    然而，就在这封充满革命气息、集体关怀和指导意味的信件末尾，贾怀仁的笔锋，看似隨意、实则刻意地轻轻一转，用一行与前文正式印刷体略有不同、更显“个人化”的流畅字跡，特意加上了一句：“请代我向丁秋红同志问好。希望她在集体生活中，注意身体，努力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难，积极向身边先进同志学习，儘快融入火热的劳动和生活，展现出我们新时代知识青年应有的、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青春风采。”
    这封信在知青点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
    大家传阅著，討论著县里领导持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到温暖、鼓舞，也感到肩上的责任。
    只有丁秋红，当她的目光落到信纸最后那行单独、明確提及自己名字的字句时，仿佛被无形的针尖刺了一下，又像是被微弱的火苗烫著，脸腾地红到了耳根，连纤细的脖颈都染上了粉色。心里霎时间像揣了只受惊的兔子，毫无规律地、剧烈地怦怦乱跳起来。那是一种混合了受宠若惊、茫然无措、隱约不安和深深慌乱的复杂感受。
    领导？
    县里的大领导？
    单独的问候？
    还提到了“克服困难”、“融入集体”……这超乎了她单纯的生活经验和理解范围。她捏著信纸边缘的手指微微发抖，冰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沉甸甸的压力，隨著那行漂亮的字，悄然袭上心头，縈绕不散。
    而这，仅仅是一个不动声色却意味深长的开始。
    此后，贾怀仁仿佛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光明正大”的“工作渠道”，隔三差五，便会以各种看似正当且必要的“公务”或“关怀”名义，给靠山屯知青点写信。
    有时是转发上级最新的政治学习文件或重要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习討论並匯报心得；有时是询问开春后知青点参与春耕生產的准备情况、技术需求或思想动態；有时甚至是转寄一些“有助於开阔视野、促进思想进步”的文学读物、內部简报或报刊文章。
    这些信件，內容上无可指摘，完全符合他作为分管宣传、文教和青年工作的县领导的身份职责，传递著组织的温暖与指导。
    但几乎在每一封信的末尾，都会“习惯性地”、“自然而然地”捎带上对丁秋红同志的“单独问候”和“亲切鼓励”。措辞在不断变化、升级，从最初的简单“问好”，到“希望她在劳动中锻炼进步”，再到“相信她能克服性格上的柔弱，在边疆锻炼得更加坚强乐观”，甚至偶尔会提及“据悉她文笔细腻，鼓励积极投稿，用笔反映火热的知青生活和边疆风貌”……
    这种超越常规工作关係、带有明確个人倾向性和持续关注度的“特殊关怀”，像一股悄然渗透、逐渐加深的暗流，在原本相对单纯、以艰苦劳动和朴素集体生活为主的知青点平静水面下，开始涌动起微妙而令人不安的涟漪。
    丁秋红的名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频繁地与“领导关心”联繫在一起。
    这，未必是一件好事！